《金瓶梅新证》首先对小说中佛教、道教描写的分析，把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定位为“一位生平跨嘉、隆、万三朝，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”。接着“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、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、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”，“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”，“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”，“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”，“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（按指绍兴、山东、北京、苏州、山西、福建、广东等）的生活经验”，“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”；并对《〈金瓶梅〉地理原型考》《〈金瓶梅〉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》《〈金瓶梅〉中的绍兴民俗》《〈金瓶梅〉中的绍兴方言》等考证，“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”，然后逐一论证“徐渭符合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一切条件”。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“廿公”“徐姓官员”“清河县”“兰陵”“笑笑生”等破解为“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”，归结到“绍兴老儒说”。潘承玉还考索了《金瓶梅》的抄本，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，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，而“陶望龄手上的《金瓶梅》来自徐渭，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”。潘承玉还作有《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》，“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：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，《词话》也是徐渭所写”。他进而论证“绍兴士人与严嵩”“沈练与严嵩父子”“徐渭与沈练”的关系，在《缘何泄愤为谁冤》一节中，认为“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《金瓶梅》，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，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”。严格地说，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。